半月后,旅途如期到来。这一行人员之多之复杂是我没有料想到的:生态学家、环境学家、探险家、军人、医生、摄影师、杂志编辑和像我和艾比这样的艺术学院毕业生。此行的目的地尼日尔位于撒哈拉沙漠南部,由于水土流失和生态环境的恶化,它几乎是全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。途中大家一直在交谈,同行的医生是个健谈的美国人,当他问到我的职业时,我竟然小小地脸红了一下。
是的,虽然我把画画当成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但是在尼日尔那般恶劣的环境中,我确实不知道我所拥有的所谓一技之长究竟可以做些什么。只是,从另外一方面,我似乎渐渐理解伊琳之所以让我出去走走的原因。我一直混迹于城市的钢筋水泥中,就连我自己,也马上要变成钢筋骨架水泥肉身了吧!
走下飞机,坐上吉普车,当车轮卷起滚滚飞沙,我才真的相信自己确实已经置身非洲腹地了,脑中一直回荡起电影《走出非洲》的主题曲。
我对即将面对的一切感到无比新奇和兴奋,不过这一切都止于一个一行人都没有预料到的挑战:车队靠近目的地村落时,我们远远就望见的滚滚浓烟。
这里刚刚发生了一场惨烈的火灾。火灾波及到了邻近的两个村落,我们到达时,大的火势已被扑灭,零星处还闪耀着火花,空气中弥漫着烟雾,呛得人涕泪横流。我站在远处动弹不得,这一切是一个真实的噩梦,让人目瞪口呆。片刻之后,同行的所有人都迅速加入了救援行动。
艾比和我找到此处的招待所,这里变成了无家可归难民们和轻伤者的临时安置点,我们帮助分发食物和水,抚慰受到惊吓的小孩子。一个大概只有三岁大的小女孩,她的右侧手臂被烧伤,一直在委屈地哭着,她七岁的哥哥轻轻哄她睡觉,她却一直眼巴巴地盯着外面。当地志愿者告诉我,他的父母正在三百米之外的医疗救助站接受治疗。
我帮她擦干不断涌出的泪珠,抱着她走到窗前,希望能看到一点光,星光也好,灯光也好。天色渐暗,放眼望去只有四周一片一片的焦黑狼藉,女人和孩子的哭号声不绝于耳。
我问女孩叫什么名字,她的哥哥告诉我,她叫做Honny,Honny是当地一种植物,这种植物做成染料涂在脸上,颜色在几个月之内都光亮如新。Honny和她的哥哥一样,都有着澄澈的褐色大眼睛,此刻,那双如同两颗琥珀石般明亮的眼睛中正在不断地涌出泪水。
Honny终于睡着了,哥哥松了一口气,也昏昏欲睡起来。夜深了,这间休息室连同外面的灾难现场,都变得如同死一般的寂静。刚刚来到的第一天,竟然遇上可怕的灾难,望着Honny熟睡的脸,我的心久久难以平静下来。我走出这幢破旧的土耳其式三层高小楼,在志愿者的指点下,朝医疗救助站走去。
我的衬衣已被汗水濡湿,额头上集结了密密的汗珠,我的右手一直抖着,大概因为一直抱着Honny的缘故吧!
对于医疗站的恶劣情况,我从同行的医生口中已经略知一二,只是当真的身临其境时,那种震撼又是语言所不能表达。我看到灯光从不知破了多久的玻璃窗中反射出来,医疗站中在此时仍然忙碌喧哗。我鼓起勇气走进去,长长的走廊里坐满躺满了病人,我小心翼翼地走着,生怕踩到什么人。我很想找到一位医生或者志愿者,我想知道Honny父母的病情究竟怎样了,空气中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气味,我终于走到走廊尽头一间稍显宽敞的治疗室门口,这个房间并没有大门,白色半截门帘的下摆已经沾满陈旧的血迹,此时为了方便,已经被大大撩起,固定在侧墙上。
我对室内的情况一览无遗。
一位高大的医生背对着我,他的双手不停忙碌着。此刻手术台上正躺着一个受伤的男人,他的一只脚是光着的,另一只脚却仍然穿着鞋子,不知逃命的时候多么仓皇。
那位医生正在缝合,我看到他带着白色胶皮手套的灵巧双手,正在精巧地运作着,如同一个指挥家的潇洒动作。他屏气凝神,护士和助手都聚精会神地看着他的动作,整间屋子甚至连呼吸的声音都听不到。
我凝神望着,不知过了多久,我的双脚正在一点点变得麻木。然后,那位医生侧过头,示意助手帮他抹去额头上的汗水。
我转身离开,在泪水滑落之前,我的心跳的那样快,我担心再在他背后多站一分钟,他马上就会听到的心跳声。
那是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侧脸。挺括的鼻子,略薄的嘴唇,和低头时脖颈上那一小块突出的骨头。
那是藤木夏海。
阔别两年,我们在遥远又陌生的再次相遇,这次没有任何梦境的预兆,没有看似巧合的相遇,这是何等的奇妙的缘分。然而,激动之余,我却没有过分的惊讶。
曾经在我心中,相守也如同分开。因为我对我们的爱始终没有产生归属感。这样的结果是,即便分开,却没有了无法相守之苦。
救援工作直到三天之后才告一段落,更大批的灾民被转移到稍远一些的安置点,更多的军队和医疗队伍被派入,一切俨然恢复了往日的秩序。但是,Honny和哥哥在火灾中永远失去了他们的妈妈,父亲因为伤势过重生命仍然危在旦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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