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津正一听到这便有些火冒三丈，前任知县彭叔大聘请的师爷和随从，怎么会找到自己索要工资？
这难道不就是所谓的恶意讨薪吗？
必须严厉惩治，坚决打击这种恶意讨薪现象！！
杨津正几乎心里没有丝毫的犹豫。毕竟自己上京赶考的路费都还要靠破案来挣！哪有钱给这些人支付工资呀？
不过想想倒也是无可厚非，毕竟一个知县要聘请的人还真不在少数！
现在，哪个地方若出事，“罪魁祸首”肯定是临时工。临时工因此臭名远扬，成为人们诟病的对象，大有千夫所指之势。
临时工群体并不是现在才有的，古代都有了，而且一样背负恶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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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阳知府衙门
古代衙门用临时工，主要是正式的官员太少，而事情又太多，不得不聘用一些临时工来做事。以清代为例，正式官员是很少的，主要通过科举考试选拔，称为“正途”出身。还有一些是通过“捐纳”，通俗的讲就是拿钱买个官做。两种加起来都不多。如最基层的县一级，大概就三五个官员。比如，平乐县当时有知县一名，县丞一名，驻扎在沙子街，典史、教谕、训导各一名。知县是“正印官”，或称“正堂”，县丞、典史为“属官”，教谕、训导为“教职”或“学官”。知县虽说是“七品芝麻官”，但却掌握着一县的大权，诸如征收钱粮赋税、缉捕盗贼逃犯、审理刑民案件、主持岁时祭祀、督导学子读书、劝导绅民向善等等，都属于其职责。所以有“父母官”之称。其他的都是“佐杂官”，对知县起辅佐作用。如果是府县同在一个城镇，还会多几个府的官员，如平乐城当时还有“知府一员，府经历一员，府教谕一员，府训导一员”。你看，加起来总共就是九个官员。这几个人不可能把全县乃至全府（一般管六七个县）的事情做完，更不能做好。怎么办，只好请一些人来帮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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衙役一
由于以上原因，古代的各级官员一般学习能力特强，也特会考试，是官员兼学者的角色，但做事可就不一定在行。其中不乏高分高能者，也肯定有不少高分低能者，不太会做具体的事情。再加上官员的流动性很大，在任职内，对地方还不怎么熟悉就要调离了。而且，他们主要是批阅文书、迎来送往、审理案件等，那些催征钱粮、锁拿嫌犯、整理文案等琐碎的事，自然耻于搭理，不屑一顾。官员干不了，或者不屑干的事，就一股脑交给临时工去办理。
衙门里的临时工，通常称为“吏役”、“胥吏”，具体名称各种各样，有掌文书工作的“吏书”，有专司缉盗的“捕快”，有看管监狱的“衙役”等。瞿同祖先生将其归纳为“书吏”、“衙役”、“长随”、“幕僚”等四类。幕僚是知县聘请的私人顾问，专门为其出谋划策，或起草一些重要文书，地位较高。其他则是当差的，地位较低，不但当官的看不起，普通老百姓也瞧不起，把他们视为贱役。在一个县里，大概有一百多的吏役。如平乐县，据史料记载，在知县手下听差的有“吏书十二名……门子二名……皂隶十六名……马快八名……民壮五十名……灯夫二名……看监禁卒八名……轿伞伞夫七名……库子四名……斗级四名”；在县丞手下听差的有“门子一名……皂隶四名……马夫一名”；在教谕手下听差的有“门役三名……斋夫六名……膳夫二名”；在训导手下听差的有“斋夫六名……膳夫二名”；在典史手下听差的有“门子一名……皂隶四名……马夫一名”。合计县衙共有临时工有143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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衙役二
这些衙门里的临时工，做的是具体细碎的工作，成天跟老百姓打交道，催收钱粮本身就讨人嫌，再加上有些还盘剥百姓，老百姓自然不喜欢，称他们为“污吏”，跟“贪官”并称；也有的叫他们“蠹役”。“污”即不干净，“蠹”即是蛀虫。衙役害民，花样繁多，最主要的是巧取豪夺。比如粮册掌握在吏役手中，谁有多少土地，谁该交多少钱粮，县太爷有时是一抹黑的，全由衙役说了算。有钱孝敬的，可以把该人名下的钱粮划归别人名下。因此，到清末民国时期出现了“有田无粮，有粮无田，田多钱少，田少钱多”的怪现象。有些衙役，借办公事为名，向城里商铺店家索要货物，低价强卖，无理赊账。他们下乡，也向乡民横索酒食、鸦片烟、夫脚等费，多至数十千文。老百姓对此是恨之入骨，可是对他们又无可奈何。一旦某位吏役因犯事而被处理了，老百姓心中不知有多痛快。就算传说某个吏役遭报应了，也高兴得不得了。据记载，道光年间，容县有个叫陆朋的衙役，下乡办案，向某家索要钱物，某家家里太穷，拿不出钱来，只好卖掉一个女儿，把钱给他。陆朋背着钱走到一个叫大板桥的地方，忽然雷电交加，“霹雳一声，霆光缠绕”，将他肩上背的钱烧得通红，嵌入肉中，就好像被处以“炮烙”之刑一样。他急忙想把钱袋丢掉，可是钱已附体，脱不下来。他忍着剧痛，踉踉跄跄回到城里，这时已经是“钱瘢垒垒，遍身糜烂”，“一时观者如堵，鼓掌称快”。人们不太计较故事的真实性，这个故事能够流传下来，就足以说明人们是希望衙役受到惩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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